“激活地攤經濟的活力！”誰能想到這件事情會上升到國家層面。近日，一則“城管隊長”喊你來擺攤的視頻火爆網絡。克強總理說，這是“人間煙火氣”。

    為何此前“水火不同爐”的城管和流動攤販，現在能夠“秦晉之好”了呢？這當然不是心血來潮，更不是簡單疫情沖擊能夠解釋的。更多的因素在于“我們有能力管理好流動商販”：“疏堵結合”，這一切的進步，都需要建立在“管理能力”的匹配上。

    從一刀切到“疏堵結合”的變化邏輯

    傳統的城市建設，對于地攤經濟幾乎是一刀切：一方面，地攤經濟具有難以管理的特點。1.流動性、游擊戰；2.涉及食品的衛生問題、其它產品的質量問題；3.攤販撤離后“一地雞毛”的環衛問題；4.地攤經濟也曾經是很多違法行為的滋生土壤，比如賭博詐騙、小偷小摸、尋釁滋事、地痞惡霸收保護費等；5.更為嚴重的是，地攤隨意擺放，往往導致“交通擁堵”、“引發安全隱患”、“食品類用火、用氣，如果不規范不亞于定時炸彈”。

    對于傳統的攤販管理，執法與管理部門的方法是“人盯人”。玩過足球、籃球的都知道，“人盯人”拼的是體力。但是，顯然固定的執法人員，對應游擊戰的攤販，處于絕對“體力”弱勢：當看到城管追著攤販跑的時候，更大的“基本面”是，更多的攤販沒有人來管。

    面對這樣的基本市場局面，很容易各地政策，對流動攤販和地攤實行“一刀切”的取締政策。但是，很多攤販卻是“一個家庭的經濟支柱”。單純一刀切，很容易導致個體性的矛盾激化。時不時的“劇烈”矛盾沖突，顯然并不符合“城市文明與進步”的管理初衷。

    從另一個角度看，尤其是從疫情下的經濟回復看，地攤經濟也可以被視為“最基礎的市場經濟和市民經濟土壤”。其具有成本低、經營靈活、門檻有限的特點，容易吸納就業、繁榮消費，也可以方便群眾。更為重要的是，疫情下，很多門店經營戶面臨“房租”壓力。地攤經濟，一方面可以給這些經營者增加臨時銷路；另一方面，允許地攤相當于增加了大量“店面”資源，有利于從市場供給的角度壓低門店租金（當然，這個傳導過程需要時間，也可能會有陣痛）。

    所以，地攤經濟并非一無是處。大名鼎鼎的KFC不也是從地攤車開始的嗎？真正的問題，在于通過有效的管理措施和手段，讓地攤經濟“即發揮優勢，又避免劣勢”。

    2020年，從成都開始，地攤經濟在政府政策層面正式復活、轉正，這不得不說“智慧城市”管理技術手段“又立新功”。

    可管可控的地攤經濟如何構建

    從網絡流傳的各種視頻中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城管部門居然掌握有地攤經營者的“大數據”。恰是因為如此，才能“電話通知”攤販回來擺攤。

    這是典型的此前“數字化執法”數據，在另一種場景和形勢下被激活新的“價值”。近年來，各地城管執法紛紛建立數字檔案、現場視頻采集、遠程指揮調度中心等“多元化”技術體系，并與交通、安全等智慧城市體系結合，構建起一個“數字化的新模式”。從這些沉淀數據中，挖掘出那些長期擺攤，依賴地攤養家糊口的商販，并正規化，并不是技術難題。

    對于“地攤經濟正規化”的升級，大連市城市管理局提出了“定時、定點、定內容、定責任、定規矩”的五大原則，充分體現“疏堵結合”的策略。這些規則，打破了地攤經濟“隨意的亂象”、消滅了“游擊”方式帶來的不確定性，也為進一步的科學管理、技術手段管理提供了可行性。

    例如，通過定點制度，可以提升城管執法效率：此前，一群城管追著一個商販跑都力不從心，現在定點下，一個執法人員可以參與管理數個定點區域。定內容的原則，可以有效避免一些“危險性”因素的存在，也可以避免攤販之間的競爭矛盾引發的各種治安事件。同時，這些規則，可以有效的平衡“公共交通、衛生”與流動攤販之間的矛盾。

    更為重要的是，時間、地點、內容確定，合法化的攤位，可以成為“真正的職業”，有利于提升攤販自身的服務水平，有利于攤販經濟的長期穩定，并為從其中成長出更大的經濟組織與創業創意提供土壤。

    同時，從技術管理角度看，通過制定透明的規則，協調固定的時間、地點和業態，為技術手段加入攤販管理提供了更高的可行性。比如，為合法商販發放數字化的“認證”標識，提供服務可追溯性、在固定場合部署技術措施，例如紅外探頭等進行火災等安全監測，通過大數據預估人群流動性，提供管理提前量，有效調度環衛力量，保障城市衛生工作順利進行等等。

    這些技術性手段的應用，都需要“確定規則”下的地攤經濟制度作為基礎。另一方面，在保證合法合理攤位的同時，通過智慧城市監控系統，構建跨部門共享的“地攤經濟智慧數據”平臺，及時發現的“非法流動”攤點，也可以迅速納入監管范圍，真正實現疏堵結合。

    讓傳統經濟插上智慧化管理的翅膀

    “通過AI識別，我們從電子警察的視頻中能夠很容易掌握重要路口和交通地段的‘流動商販’！”行業人士指出，現在地攤經濟重新回歸“正規化”的政策視野，與技術進步的關系非常密切。

    為什么從改革開放開始，地攤經濟就是“執法取締”對象呢？因為，地攤要想火，就要去人多、車多的地方。地攤在這些位置顯然會妨礙交通、產生安全隱患。而執法部門也沒有能力對地攤進行正規化管理：流動的地攤規模，比執法隊伍要大的多，且處于主動地位。

    但是，近年來，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系統的應用，AI技術幫助執法部門及時發現流動攤販，電子探頭徹底改變了“管理者和流動商販”之間的“人員規模差異和主動性差異”——電子探頭下，甚至流動攤販此前的“流動隱藏優勢”徹底消失，反而變成了“在明面上”。這強化了管理者的工作效率，提升了對流動攤販的及時取締能力。

    “量變必然產生質變！”隨著管理技術提升的管理能力達到新高度，那些切實符合社會需求、滿足群眾需要的合理攤販的正規化管理，就有了“放矢之的”。用一句話說就是：原來堵都堵不過來，哪里談得到疏堵結合啊。

    3月15日，成都出臺“五允許一堅持”服務措施，在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潔衛生的前提下，允許商販占道經營。這本質就反應管理能力增強之后，“管理更為細化、分類化”的特征。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城管系統的應用，是“科學合理”的地攤經濟繁榮的“技術性前提”。甚至，數字支付技術的發展，都為地攤經濟做出了貢獻：提升了資金安全水平，降低了設計流動商販的小偷小摸違法犯罪率。

    “管理好，才能發展好�！边@是今天重提地攤經濟的大前提。而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AI視頻技術、數據可視化技術的應用，則是“更高效的管理”的前提。

    據有關人士分析，在城市市場的地攤經濟的繁榮，大致可以解決0.5%到1%人口的城鎮就業。這對于我國就意味著至少200到400萬人的城鎮就業。小小的地攤，在龐大的國家體量面前，就不在是一個小事情。截至目前，已有上海、濟南、南寧、鄭州、南京、成都、合肥、廈門、陜西、遼寧、江西、甘肅、長春、杭州、長沙、石家莊、南寧、青島、宜昌、黃岡、德陽、攀枝花、廣安、南充、資陽、遂寧、彭州等27地紛紛明確鼓勵發展地攤經濟。這背后何嘗不是數字城管、智慧城市等應用體系的新貢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