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環境：什么是互聯網+

    從2013年的“中國經濟升級版”、2014年的“中國經濟新常態”，到今年的“互聯網+”概念，中國經濟在嶄新的起跑點上已經找到了“新的動力源”和“成長升級”的具體方案。雖然，進入2015年二季度以來，中國經濟依然在相對穩定中試探中長期底部，但是“觸底反彈”卻已經距離我們不遠。

    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歷了2013-2014年以來最嚴重“行業困難”情形的國內大屏行業，應如何擺正自己的歷史觀，制定怎樣的企業中期戰略就成了一個必須認真對等的難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大屏企業極可能面臨：1、繼續在此前兩年的困境中徘徊，2、亦失去對未來新增長機遇的把握能力，進而使得企業的發展遭遇存亡考驗。

    以上這個問題，也是本文中筆者將著重解答的問題。

   

    對于大多數人，互聯網+還是一個陌生概念，沒有形成產業性的統一認識。甚至，少部分人依然將互聯網+認為就是電商，就是上網賣東西——這樣的認識必然不能深刻了解“互聯網+”之中的巨大產業機遇。

    科學正確的認識“互聯網+”概念，必須建立在對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理解之上。而對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解釋，更多的媒體導向是“增速降低”。這樣的解讀同樣是片面的、甚至錯誤的。經濟新常態的核心含義應當是“產業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與經濟“再”全球化的秩序重構。

    其中，全球經濟背景將是一個關鍵的核心因素：

    全球經濟的大背景是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這場危機改變了整個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其中，兩個標志性的解雇是：第一，歐洲實現了歐盟級別的財政和貨幣權利的集中，這為歐洲一體化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同時德國亦在二戰后首次真正回歸到了歐洲政治經濟的全方位領導地位；第二，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進入再工業化過程，尤其是2013年德國提出工業4.0和智能工業革命技術爆發以來，08年到2013年期間，全球初級制造業向越南、菲律賓、孟加拉等東南亞國家轉移的趨勢“戛然而止”，同時，所謂金磚國家中除了已經實現全面工業化的中國外，其他國家的發展都遭遇了一定困難（資源和重工業領先缺乏輕工業的俄國面臨烏克蘭危機后的“制裁”考驗；巴西和印度經歷了貨幣貶值和大起大落的GDP考驗；南非甚至在2015年4月份發生了一定的騷亂事件）。

    此外，金融危機的另四個副產物是：1.“印鈔”戰爭，美元、日元、歐元先后進入量化寬松政策，預期未來人民幣也具有在一定背景下量化寬松的可能性，其中尤其以日元的量化寬松對于救活其出口型企業和高負債財政作用最直接；2.歐洲，如英法、第三世界國家如印度、全球經濟領頭羊如美國先后出臺了“有史以來水分最大的會計準則和GDP統計方法”，這種強行拔高GDP的行為，充分說明了少數國家在政府債務問題上的嚴重性，甚至不得已不用“掩耳盜鈴”的方法來拖延時間；3.美國全球權力的收縮和調整，帶來局部權力真空，這與其政治軟實力的頻繁使用一起，構成了東歐、東南亞、中東、北非等地區一些國家動蕩的核心原因；4.全球經濟低迷，使得強人政府更為盛行，例如今年初希臘大選為代表的歐洲保守主義和右派的登場，美國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四月份財政部長樓繼偉對美國的批評），世界銀行改革的乏力，印度和印尼新領袖的當選等。

    以上這些宏觀國際因素構成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外部條件：1.出口經濟增長遭遇瓶頸，無論是發達國家地區、還是發展中國家地區皆是如此；2.中國工業經濟的競爭由主要擔心向成本洼地回流，變成了應對工業4.0背景下，美國為首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挑戰；3.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趨勢、國際動蕩也加劇了海外投資權益的風險和不確定性；4.中國經濟的全球話語權談判陷入僵局，不得不啟動亞投行等新工具；5.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政策從軍事和同盟手段為主，向挑動中國經濟關鍵鄰邦國內穩定和直接貿易戰為主轉變（如泛亞鐵路沿線的政治困境和TPP）。

    當然，中國經濟的新常態的決定性因素還是來自于內部，其主要表現是：1.從企業到政府端的“升級欲望”，經濟向高端發展的戰略至少已經實施了10年以上，從上屆政府的振興裝備產業開始，或者從上上屆政府的振興國防產業開始，這個周期是漫長且空前具有共識的；2.新技術的顛覆作用，主要是互聯網信息技術和智能工業機器人技術導致傳統產業的巨大變革（最重要的是，二者結合美國經濟去工業化的核心原因：“人力成本劣勢因素”將逐漸消失，這為美國在資金、技術、資源、內需市場、高水平技術工人等有利條件下，實施再工業化創造了條件；同時也成為阻礙初級制造業向東南亞轉移的最核心力量）；3.解決區域發展平衡問題和國內公平問題的挑戰，這一問題的起始時間也超過了十年，典型的轉折點是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京津翼一體化政策；4.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的挑戰，上文提到金融危機使得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這就要求我們經濟走出去的時候要有新手段（絲路基金等）、更多資源投入（如安全資源，亞丁灣巡航）、更大的誠意（如4月份習大大訪問巴鐵）；5.國內部分資源過度消耗的瓶頸，例如低端勞動力資源的短缺（依靠互聯網+和工業機器人解決）、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撐的結構性資源缺陷（中小企業融資要更多的靠金融改革解決）、環境容量資源的消耗（如霧霾問題）、區域公共資源瓶頸（如北京堵車問題，要靠京津翼一體化解決）、大尺度下的公平問題（如今年開始的高考困難農村地區另招政策）、政府資源效率的問題（簡政放權、治理庸官懶官和反腐敗）——總之，資源瓶頸涵蓋了自然資源到社會資源的廣闊范疇 ，這些都需要經濟升級來解決；6，與美國的新型大國關系問題，如何避免更多的摩擦、建立更多的共識需要智慧和耐心。

    由此可見，中國的經濟新常態不是簡單的“增幅降低”：實際上，即便印度號稱超越我們的GDP增速，2014年其能貢獻的全球增量不過是1400億美元，而中國確是7000億美元——因此，中國經濟依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中國經濟新常態是一種結構性的挑戰。其核心是“經濟升級”的問題：包括礦產和環境資源消耗方式、政府政治和社會資源的再生與高效運作、金融和產業資源的整合與走出去的一路一帶戰略等等，每一項都指向“升級”二字。或者說，經濟升級既是中國目前所謂新常態的出發點，也是經濟新常態的過程和目標。

    而實現中國經濟升級的關鍵節點，或者說命門在哪里呢？自然不是外部的全球經濟環境問題，如美國的遏制政策；也不是廉價勞動力資源逐步枯竭問題；而是“如何利用新技術的問題”。這個所謂的“新技術”核心是指“用互聯網信息技術”升級和改造我們的傳統產業、政府、金融、對外經濟，乃至整個社會——這就是李克強總理2015年兩會提出的“互聯網+”。

    綜上所述，全球金融危機和工業4.0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基本面，經濟升級則是打開這個基本面的鎖頭，而這把鎖頭的鑰匙就是“互聯網+”。理順了這個邏輯關系，也就認識了經濟新常態和互聯網+的內在含義。

    互聯網+對于中國經濟，尤其是傳統產業的意義主要來自于三個方面：1.新技術手段帶來更高的經濟運行效率，降低企業經濟的邊際成本——美國有一位經濟學家甚至說，企業邊際成本正在向零端運動，典型表現是電商的成長；2.互聯網帶來了新的社會公平機制，包括信息獲取的平等（微博微信）、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參與的平等（互聯網金融和網絡反腐）、以及社會治理和管理的革命（智慧城市、公民個人信息系統等）；3.互聯網和智能技術提供了工業4.0和終身學習計劃的最低成本平臺，它將改造我們的制造、消費和學習過程。

    以上三個方面的互聯網+作用是目前看得到，正在發生的“力量”。除此之外，互聯網+提供的想象力空間有多大，是一個無法簡單回答的問題。但是，在中國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在中國經濟升級的大趨勢下，在互聯網與傳統產業結合的過程中，已經蘊藏了無數成長性財富機遇，這早已是社會共識。對此，大屏產業也需要未雨綢繆，制定相應的發展規劃。

   

互聯網+對大屏企業意味著哪些機遇

    掘金互聯網+，大屏行業應該走在整個國家經濟的前列。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大屏行業自身就是信息產業的一份子，大屏行業自己就是互聯網+產業。這種行業特點意味著，互聯網+對大屏企業至少包括以下6個方面，兩大層次內的機遇。

    第一個層次是互聯網+開創了大屏企業的數量性增長新空間。

    首先，在制造與生產業，大屏應用會從普遍的安防應用與特大型企業調度指揮中心應用，向普遍的企業綜合信息化應用轉變。例如，如果主要使用人工作業，一個500人，或者以下的服裝廠的管理是不需要調度指揮中心的。但是當工業機器人開始占據這個工廠50%以上制造環節之后：高級指揮中心、編程工程師、工業工程專家，就會成為這樣的小企業生產制造過程中的頂梁柱。這樣的變化也會發生在農業領域，如唐山地區某國有農場與農機企業正在聯合研發的無人駕駛農機自動耕作農機體系。因此，在制造業，智能制造和工業4.0、互聯網+背景下，制造與生產領域大屏需求規模翻番都不止，同時，亦需求海量的相關專業的高級工作人員。

    對于制造企業，互聯網+不僅會帶來指揮調度中心、機器人可控制中心這些設備變化，也會帶來團隊人員結構的變化。目前，這些方面的變革正在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珠三角地區發生：一個宏觀證據是07-12年珠三角地區的用工荒話題，這幾年已經不再顯著。為什么呢？不是工人又回來了，而是機器人來了！

    第二，在社會公共資源行業，互聯網+大有作為。例如，2012年以來交互智能白板在教學市場的爆發性增長；2015年初開始的國家遠程醫療試點；互聯網教育和醫療企業在金融市場的獨占鰲頭（全通教育的股價神話）；互聯網金融帶來的社會財富流向的變化……這些變化，可以從最早的農村文化共享工程算起：這個工程為投影產業貢獻了巨大的增量，而且結束之日還遙遙無期，甚至是剛剛開始。

    社會資源的再公平化必須依賴互聯網技術。2015年4月份“全國供銷系統會議”，即把供銷產業的建設，尤其是農村地區的建設與互聯網技術高度結合。2015年4月份，山東發生的“稻瘟病”事件，則體現了信息不公平、技術不公平的巨大社會危害和經濟損失——他的反面即將是互聯網+所能帶來的巨大革命。

    而在社會資源的再公平過程中，資源流動速度和流通規律的復雜性，必然要求相應的政府、企業建設大型的指揮調度中心。同時，大量信息資源的綜合利用，也需要具有決策支持能力的大型可視化系統。這個體系下的大屏行業新增數量規模也將是空前巨大的。

    第三，消費行業對互聯網的敏感度正在高速擴散。2015年4月全國房地產老大萬達祭出一個絕招：基于互聯網的地產金融。這被認為是與互聯網金融開創者螞蟻金服的正面沖突。類似這樣的行業變革不勝枚舉。事實上，互聯網對消費行業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電商這樣的范疇。

    包括數字告示體系、虛擬現實的消費體驗產品、低成本遠程定制化消費趨勢、萬眾創新下的代工消費產業、文化和教育消費的高速增長——這些行業的成長既是大屏系統的市場成長。用顯示產品上游部件企業，全球最大顯示玻璃制造商美國康寧的話講，既是“無處不在的屏”。

    第四，社會管理行業的進一步發展。大屏應用市場中，社會管理方向是一個高度成熟的市場，包括此前的平安工程、目前的智慧城市項目，社會管理大屏應用已經是遍地開花、深入各個領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大屏在社會管理行業已經沒有成長空間。

    一方面，社會管理大屏市場的成熟是指城市市場，特別是大城市市場的成熟，農村和城鎮市場還處于空白階段。另一方方面，社會管理的內涵也在不斷增長。互聯網+對大屏社會管理市場的影響，更多的體現在，為農村城鎮市場提供廉價的社會管理工具，同時大幅度提升社會管理的內涵價值：及時性、指揮與決策性、深入不同的社會細節之中，這些變化正在成為大屏應用于智慧社會管理的新課題。

    例如，作為公共資源性質的停車場，傳統的管理是分散于各個業主單位的。但是，基于互聯網技術，可以讓這些分散的資源整合起來。尤其是在旅游城市的節假日旺季，這將有助于資源充分利用和公共安全。如果要建設這樣一個系統，那么這將是一個嶄新的業務體系，自然意味著對應產業規模的擴展。——將更多的分散于不同部門的、不同企業事業單位的，具有社會公共屬性價值的資源與業務，用互聯網+貫穿起來，這必然帶來一系列社會治理革命，也就意味著“更為復雜和龐大”的網狀化社會管理體系。比如，去年開始火爆的打車軟件，就是這樣的行業變革。這其中的大屏機遇不言而明。

    從大屏行業的數量型增長層面看，以上四個方面的成長性都會超過100%。亦，不考慮質量變化，大屏企業的業績也只是剛剛發展到半山腰，未來前途會一片光明。但是，互聯網+對大屏企業的未來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將更多的體現在“質量”變化上，而非簡單的數量增加。

    在質量變革中，大屏行業的互聯網+機遇至少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 從購買一個“電視墻”到購買一個“指揮中心”的客戶需求變化。這個變化也可稱為“可視化”發展方向。這種變化意味著大屏企業承擔更多的軟件開發和系統整合業務，其價值外延徹底擺脫顯示和信號系統硬件的束縛。這會意味著大屏企業在單一項目上可收益性和長尾價值的巨大增長。

    最早的安防系統是什么樣的呢？一個攝像頭對應一個顯示器，前面有一個保安24小時盯著看：這樣一個系統價值非常單一。因為當時能提供的通信技術、計算技術、顯示技術都很有限。而現在一個安防系統是什么樣的呢？大型數據顯示中心、智能防線報警與警情處置指揮、對接其他必要的信息系統，如電力、燃氣、公安等。這種變化的核心即是“互聯網+技術”的應用。

    未來，隨著物聯網、互聯網+的發展，能夠互聯互通的信息系統會越來越多，系統處理信息的技術也會不斷進步，甚至帶來更多的智能性應用。這些變化將電視墻從一個“簡單的顯示硬件”，推向了“系統中樞和大腦”的位置。這種變化使得大屏企業在整個產業鏈中的關系，從簡單的上下伙伴的線性關系，變成了全方位共生的網狀關系。生存環境和客戶需求的日益復雜，讓大屏這個產品的附加值和長尾效應日益顯現，大屏企業也將由此實現轉型和升級，創造出更大的產業價值。

    第二， 從提供一種軟硬件整合的技術平臺到提供一個“業務級服務”平臺的變化。為什么大屏企業要提供業務級的服務平臺呢？答案是，現有階段大屏系統，尤其是高端指揮控制中心，多數服務于大型政府單位、巨頭企業，這些業主自然能夠自己建立完善的“業務平臺”。但是，未來互聯網+會將智能網路信息應用帶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中小企業、社區和村鎮、小學幼兒園這些單位沒有能力自建“完整且標準”的業務硬件軟件平臺。

    對于這些單位而言：基于網絡和云技術的業務級平臺才是最經濟的選擇：一方面，一次性投入成本可以大幅度降低，另一方面，后期使用和維護專業性成本亦幾乎為零。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系統可以做到“按需而用”，有效控制總體成本，同時又可以在性能上獲得幾乎媲美超大型指揮調度中心的運算、決策與分析能力。

    目前，業內的云數字告示、云處理拼接墻等產品都是這種應用的雛形。在醫療、教育、村鎮社會管理領域，這樣的系統具有優先發展的現實需求。在這個方向上，大屏企業可以獲得的服務增加值規模可以用“不計其數”來形容。

    互聯網+會帶來大屏產業的超級機遇和巨大金礦，這是不容置疑的結論。面對這樣的產業前景，大屏企業必須未雨綢繆。

    一方面，2013年開始的行業結構性困境，是中國經濟升級轉型周期與全球金融危機周期交替造成的必然結果。熬過這段痛苦期是別無選擇的事情。另一方面，困境的“倒逼改革”效應，亦會加快工業4.0、終身學習體系和互聯網+產業化的步伐。這些變化使得大屏企業必須在困境中積蓄力量，而不是簡單等待。主動尋找經濟升級的需求點將成為市場冷暖轉化與企業發展的關鍵。

    本文，筆者廢話很多，從全球經濟到國內經濟談了很多。其核心含義無外乎一個，機會很大，但是難度也不低，黃金機遇期與生存危機期也高度重疊。未來3-5年大屏企業將會迎來高風險但是也異常快樂的一段“崢嶸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