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屏和安防市場的新增量可能出現在哪里？一定是那些此前被忽略的角落。十三五規劃期間，美麗鄉村建設將與城鎮化一道，成為改變中國人口分布結構的“大”事件。而城鎮化也不是簡單的繼續做大中心城市，而是要誕生一批嶄新的中小微城市。這就決定了，以人的存在為中心的大屏和安防行業的發展增量離不開“鄉里”概念。

    新型城鎮化下的“美麗”機遇

    “城鎮化”的主題從十二五規劃而來，至少會在貫穿2個五年規劃。但是，這不意味著“城鎮化”是一個僅存在于這15年內的“新概念”。相反的，現在的政策或者說是社會發展規律是“新型城鎮化”。

    城市的發展，不是什么新命題。城市的誕生來源于農耕文明發展的高階段。而在工業文明時期，城市不僅成為了文化、商務、政治和經濟中心，同時也承擔起生產中心的重任。在人類社會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之后，單純的消費型城市成為了另一類特殊城市。我國的城鎮化發展也不例外：即城鎮化一直是進行狀態，尤其是在大城市發展中，我們已經成績斐然。一個夸張的說法是：美國和歐盟的百萬人口城市加起來，也沒有一個中國多。

    但是，這種以大城市為核心的發展方式，已經不在適合中國經濟的繼續進步。一方面，土地和有限空間內的其他資源的承載能力，決定了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的最終尺度。另一方面，二三線城市的“北上廣”化，也已經消耗了這些城市接納更多“新移民”的能力。因此，如果中國的城市化，在未來10年內能在提高20個百分點，達到所謂發達國家的入門標準，那么大部分新移民將落戶在四線以下城市。

    十三五規劃中城鎮化的最核心任務有兩個方面：第一是，“舊移民”平等的融入其所在的城市（即落戶和公平社會服務問題）；第二是，農村人口就近轉移與農村結構性重建（建設一批有特點、能復制的中小城市和城鎮群案例，即實現更多人口的本地城市化，促進區域發展公平和農村人口的就地轉移，同時發展農村成為具有現代意義、平等享受社會發展成果的新鄉里）。——前者，本質上是存量的結構性調整，后者才是真正的增量所在。

    這一“城鎮化”的核心特征是：區別于以前，以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為主要增長點的發展方式，大城市的發展主要是內部結構性的調整，而不再是體量的增長，同時一批中小微城市將成長起來，以城市群為中心、中心城市的溢出效應（對比此前的吸納效應）為基礎，形成從城到村的發展公平和上下流動機制。

    這種城鎮化顯然與此前的“城市發展過程”完全不同。所以，國家在“城鎮化”之前，使用了“新型”這個字眼。這種城鎮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歐美城鎮發展的核心趨勢和經驗。也只有這種大城市、中心城市、小微城市協同發展的局面，才能解決中國的發展均衡、共同富裕和人口為基礎的內需潛力問題。

    或者說，“新型城鎮化”即會是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促進中國社會和經濟繼續發展的內在動能。這將為這個巨大經濟體的所有參與者提供另外一個總人口規模可能高達5億以上的“現代化”消費需求空間。大屏、安防行業自然也不例外。

    東部地區率先崛起的“新型城鎮化”的問題

    鄉里的改變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和中國經濟版圖的基本規律一致，新型城鎮化過程，也將是東部地區、發達地區優先發展的過程。這一點在十二五期間已經表現得非常突出。

    從綜合城鎮化數據看，珠三角地區城鎮化率已經高達8成，長三角地區則也達到了7成，相比較京津翼地區則只有不足6成。

    例如，以我國人口和工業最稠密的長三角地區為例：2000年以來人口總量增長2000多萬，其中有4/5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寧波、蘇州、無錫等滬寧、滬杭甬沿線城市，而在蘇中沿江以及浙江部分縣市出現了負增長。——這使得，幾乎這些發達地區的所有中心城市都提出了建設新城和衛星城的規劃，同時屬于舊城區的傳統經濟開始向新城、衛星城以及周邊四線城市轉移。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2005-2011年間，長三角超過1/5的鄉村已經消亡，2011年江浙滬村民委員會較2000年減少了41.03%，其中江蘇減少了52.92%，浙江減少了31.84%，上海減少了38.58%。——雖然這些地區農村還擁有常住人口總量近3成的規模，但是農民上樓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如果加上近2成的非本地戶籍城鎮人口（在特大城市，這一比例還會更高），相當一部分異地置業和就業的城鎮人口，不能有效且公平享受城市資源和服務的總人口，在長三角地區的比例依然有半數之可觀。

    或者說，如何結構性的安排發達地區的既有人口將是這些地區城鎮化命題的核心。因此，政策上出臺了北京的功能疏解方案，并已經在2年的時間內為這座城市直接減少了30-50萬的外來人口。對應的是，在北京周邊地區，以這些疏解產業為核心，一些微型城市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同時，如何保留必要的農業和農村的生產功能，并使得農業產業體系公平享受社會發展成果，也是一個巨大問題。

    整兩個命題的核心就上文中提到的“舊移民”的平等和農村的人口轉移以及農村的結構性重建問題。首先，不是農村蓋樓就城鎮化了，只有農村和農民享受城市化的服務，才是真的城鎮化；第二，不是人口進城就是城鎮化，能夠安居且樂業，享受平等的城市服務才是城鎮化；第三，不是農民一走了之就是城鎮化，農業生產不能荒廢、農村，農民和農業是一個問題的三個方面。——即，只有人的流動不足以實現真正的城鎮化，反而會形成“新移民病”、“新移民貧民窟”、“城市市民的出身分層結構”。

    這是十三五期間“新型城鎮化”的核心。而這個核心的命門則是“城市資源如何分配、流動、管理”。——即讓城市資源能下沉：中心城市向衛星城市、微型城市提供可流通的公共服務，讓農村納入城市公共服務的范疇。但是，這種資源配置的變化，不可能以絕對增量的無限增加來實現，也不可能以服務對象的無限集中化實現。可靠的方法是改變既有的資源配置方式，發掘新的資源配置工具——這既是新型城鎮化，一定是信息化、智慧化基礎上的城鎮化。我們的新型城鎮化既是對歐美過去幾十年發展經驗的繼承，更具有時代特色，更有自己獨特的內涵。

    實現智慧化的“新型城鎮化”已有基礎

    智慧化新鄉里的基本層面是什么？安全公平、文化教育公平、醫療公平、休閑空間公平。這些資源配置的變化，則以交通的發展（如郊區公交、市域快速鐵路）、信息化的發展（農村光寬帶工程）、新商務模式的發展（農村電商、智慧醫療、云課堂）、新公共基礎設施的發展（鄉郊公園、體育設施）為基礎。——這些基礎性建設，幾乎每一項都與大屏行業緊密相關。

    有了以上的基礎條件，城鎮和鄉村的二元結構就會消除。但是，做到以上這些卻必須以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為支撐。這也是說新型城鎮化依然會從東部地區率先成熟的原因所在。

    從財力看，北上廣深，以及珠三角、長三角的二三線城市，足以支撐起更廣泛的基礎設施建設。以深圳市為例，其2015年地稅收入2276億元，增長32.9%，國稅收入4147億，增長39%，而整個臺灣財政收入才3700億。財力基礎將是支持新興城鎮化和美麗鄉里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而且這些投入并非純福利消費，而是具有對應固定資產、足以產生充分社會效益，甚至經濟增加值的“投資”。

    從技術角度看，人類“分享”型技術、“跨越地域限制”的效率性技術從未如此先進，且價格低廉。以信息顯示的液晶屏幕看，目前的單位顯示面積均價只有10年前的十分之一，能耗水平則為十年前的三分之一；以信息通信的光纖和其終端產品看，現在的成本只有20年前的百分之一，甚至是數百分之一。今天信息化技術已經足以保證足夠高的性能、效果，以及成本優勢。更為重要的是，從工程實現角度看，信息化服務于農村和小微城市、城鎮，完全繼承了大城市應用的經驗成果，具有極高的工程可行性、實現風險幾乎是此前大城市相應建設工程的萬分之一。

    從需求看，國內東部地區已經進入“消費型”社會。市場需求潛力，新經濟業態的增長速度都位于全球首位。例如擇校熱、醫院飽滿等社會負面現象，一定意義上恰是“需求爆發”的標志性指標。另一個可供參考的數據是農村醫療保險的參險率，在費用逐年提高的基礎上依然能保持穩定，這說明了農村市場對“城鎮化”消費的接納成都已經非常高。

    從投資收益的可行性角度看，東部發達地區，中西部大型城市的郊區的人口密度是空前的：存在大量人口密度很高的城市公共服務空白和薄弱區域，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有現象。在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長江中下游沿線，甚至能夠形成足以超過很多國家提煉的大面積的高人口密度、低城市公共服務區域——類似現象是歐美所沒有過的。在這些地區實行鄉里智慧化、城鎮化的最終投入收益是有保障的。因為，影響這些投入收益的關鍵指標只有兩個人口總量和分布密度。

    綜上所述，新型城鎮化的美麗鄉里、小微城市市場，不是空想；大屏等智慧化、信息化行業在這一空間中的機遇更是廣闊。

    大屏“下鄉”扎實推進，新商機乍現

    大屏信息化系統“下線”已經不是“設想”狀態，而是很多地區的實施狀態。例如河北唐山地區、北京周邊區縣等都在實施覆蓋到農村的“新天網”項目。這個項目的核心是提高整個區域公共安全和智慧管理服務水平。類似的項目還包括農村學校的“校校通光線”的教育網擴為工程；鄉鎮和鄉里的醫療保健基礎設施重構工程；符合條件地區鄉鎮所在地改街道、居委會工程等等。

    可以說，大屏“下鄉”早已展開，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所有大屏企業都已經深入的認可并了解了這個新市場領域的特點。

    首先，鄉里市場不是孤立存在的。以縣級和較大的鎮為中心節點，部署智慧化總控中心，是鄉里智慧化的網絡的核心。這就決定了鄉里智慧化是城市智慧化的自然延伸和擴大，而不是在搞一個低層次的東西。或者說，打開鄉里市場不可能使用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而應當是城市帶動農村的發展路徑。

    第二，成本敏感性依然是鄉里市場，甚至小微城市市場的特點。這些低于的大屏系統應用，本身具有單位投入與功能建設的產出低于典型大中城市市場的特點；同時，這些市場的投入主體，無論是政府性項目，還是民間項目都面臨“主體資金實力低于典型大中城市市場”的特點。因此，如何借助信息化、顯示、通信、IT技術的進步，做到系統成本的可靠下降，是鄉里智慧化的關鍵之一。

    第三，系統應用中的高度集成性和自動化是這些市場的強化需求。比較典型的大中城市市場，鄉里和小微城市的可接受維護成本極限更低。系統的高可維護性、低維護頻率、低人工敢于、更高的智能化水平要求是定制化產品開發的重要方向。不過，在這些方面的要求上，大型城市市場并無例外。或者說，小微城市和鄉里市場的發展，只不過是加強了這種需求的迫切性。

    第四，可運營級系統，和運營性服務是更大覆蓋廣度的智慧化國土網絡的必然需求。此前，無論是政府、企業、大城市還是小單位的智慧化系統，很多都是自建自管、自用的模式。這種模式不適合小微城市和鄉里智慧化建設的可維護性需求，也不適應未來智慧化網絡交叉存在的發展方向。甚至，大型大屏和安防企業、軟件系統企業，可以建立一運營平臺為核心，以服務外包和托管為業務模式，結合定向金融產品支撐的大型全國性“智慧化社會”和互聯網+社會服務體系——那將是人類信息化過程中的有一個偉大“發明”。

    由上分析可知，小微城市和鄉里智慧化市場，雖然有其自身特點，但絕不是“矮矬窮”。這一市場的發展，孕育著許多嶄新的技術需求、行業業態個性，甚至偉大的服務性企業誕生的機遇。

    對此，筆者認為，未來5-10年，發展以四線城市為節點，涵蓋鄉里和小微城市的智慧化業務，將于發展大中城市市場業務具有同等戰略價值。如果大屏視訊行業的企業，不想在中國“新型城市化”過程中成為“失落的一員”，就應該從現在開始大力拓展這些所謂“底層”的市場。對此，不要再有“雞肋”的抱怨，一個好的廚師應該讓任何可用食材都成為絕佳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