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北京,樸根熙透過房間的茶色玻璃窗向下望去,中國大飯店外面的長安街上是熙熙攘攘的人流,每天上下班時候,騎著自行車的人們擠滿在馬路兩邊的車道上。但這種雜亂無序的場景讓樸根熙更多看到的是巨大的機會:“當這些自行車都被汽車所取代的時候,中國國民的消費力和經濟規模將是何等的驚人!”
彼時,樸根熙正以三星總部談判代表的身份,同外經貿部等有關部門商談三星的顯像管生產部門(SDI)在深圳的合資工廠項目。那是一個跨國企業在中國開始大干快上的年代:受鄧小平南巡講話的鼓舞,中國加快改革開放的姿態讓海外投資者們大大地松了一口氣,彌漫在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不信任的迷霧逐漸散去。一度擱淺的通用汽車、摩托羅拉、杜邦等跨國公司迫不及待地在中國恢復了投資,克萊斯勒公司正在商討擴大北京吉普的運營,波音、惠普和通用電氣等制造商正開展大規模銷售攻勢。
相較而言,三星則是一個遲到者。它既缺乏政治根基——1992年8月中韓兩國才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更缺乏品牌認同——很多人還是把三星當作一個低端品牌。但三星有一個其它企業難以望其項背的優勢:強大的執行力和高效的反應速度。當時,在韓國三星總部,時任會長的李健熙正在大力推動以“品質經營”為核心的“新經營運動”,以鍛就世界超一流企業。在中國,三星則以閃電般的速度在3年內完成了在天津、蘇州和東莞三大地區的產業布局,建立了28個法人機構。
“那是三星在中國事業的奠基點。往什么方向推動,基本都定了下來。”樸根熙告訴《環球企業家》。
2005年,當樸根熙重返中國出任三星集團大中華區總裁之時,他不難找到寬慰。北京的汽車保有量已逾250萬輛,比1993年翻了4倍。而他當年的談判心血已進入大規模的收獲期:三星在中國的年銷售額已經達到240億美元,在三星集團的地區收入分布中僅落后于韓國本土和歐美市場。到了2007年,三星在大中華地區銷售額達到了389億美元,其中在大陸的銷售額為276億美元,這讓中國三星躋入在華規模最大的跨國公司之列,同時也成為三星集團海外收入來源最多和增長最快的區域。
更重要的是,中國已成為三星全球戰略布局的一個致勝支點。一個明確的信號便是,在樸根熙以前的三星中國總裁中,沒有一個任期超過3年。
極為巧合,樸根熙加入三星工作的時候正是1978年,這一年也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始點,與中國近在咫尺的三星開始正式關注中國。由于中韓兩國尚未建交,三星對于中國市場的判斷是:雙邊貿易先行。由于韓國自然資源匱乏,而當時的韓國經濟正處于快速上升期,造船、鋼鐵、汽車等工業進入全面成長階段,大企業開始合并重組,國家每年都需要進口大量的資源類產品。
為此,在雙邊貿易開始時,三星最先選擇的是從中國進口無煙煤,這也是韓國企業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和中國進行的第一筆貿易。隨后,三星集團內以國際貿易業務為主的三星物產公司便在香港設立了分支機構,1980年,三星從中國的進口貿易額即達1億美元,6年以后這個數字便翻了一倍。從1985年開始,三星以香港注冊的公司的名義在北京設立了辦事處。
兩年以后,三星歷史上頗富傳奇色彩的總裁李健熙從父親手中接過權杖,并開始了其大刀闊斧的企業改革計劃。
盡管動作并不算快,但是自李健熙上臺到中韓兩國建交之前的時間里,三星已經創造了諸多中韓經濟交往史上的第一:1991年正式成立的三星物產上海辦事處,是第一家韓國大型企業在中國正式設立的辦公室;1992年三星電機成為第一家獲準在中國銷售本地工廠制造的產品的公司——在此之前,所有韓國企業均被禁止在中國國內銷售產品。
1993年1月,三星在旗下負責貿易的三星物產公司內成立了全面負責中國業務的總部。當時,三星的半導體、內存業務在全球市場已經擁有20%的占有率,排名世界第一,但是在電子產品、家電等其他領域卻仍然是廉價產品的代名詞。這年3月,上任滿6年的李健熙開始在美國、歐洲等地集中旅行,并提出大力整頓三星集團的“新經營”運動。而樸根熙在此時已經進入三星總部,在運營、財務等部門工作,得以直接接觸李健熙。這時的韓國國內狀況使三星進一步加快了其全球化進程。
在1980年代中期,韓國的四大財閥企業——三星、現代、大宇和LG——已占據了韓國國民經濟40%的比重。這些企業四處出擊,侵入美國的汽車市場,其造船的數量直追日本,對韓國經濟的迅速增長起到了很大推動作用。但與此同時,這些曾被視為韓國經濟奇跡英雄的商界領袖們,開始遭受產業工人們越來越多的質疑,有了“斂財大亨”的聲名。
但是從本質上講,這些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仍然是低廉的制造成本。每煉成一公噸鋼鐵,韓國的勞動力成本是23美元,日本是132美元,美國則是164美元。由于國內市場狹小,當時韓國對美的出口依賴程度很大,約占全部貿易出口額的40%左右,在汽車行業,其年產130萬輛轎車中有2/3銷往美國。1988年美國在貿易法中增設“超級301條款”,對韓國取消了貿易優惠,直接影響了其國內生產的發展。在美國的壓力下,韓元對美元匯率不斷上升,從1985年9月開始的3年內,匯率足足提高了20%。
韓國國內的政局也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前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1987年,以民主人士金大中、金泳三為首的在野團體要求修改憲法,實現總統直接選舉,并同執政黨爆發了巨大沖突。而在國際上,韓國面臨著抵制乃至取消漢城奧運會的壓力,為了保證奧運會正常舉行,當時的執政黨新的總統候選人盧泰愚不得不在當年宣布進行民主改革。
政治自由化推動了韓國國內勞工運動風起云涌。1988年春天,在現代集團和工人們最激烈的一次罷工沖突中,韓國政府甚至不得不從空中、海上、地面三路派出上萬名警察平息事端。斗爭的結果是,工人們最終贏得了工資的增長——韓國的制造業平均工資翻了一倍,超過了每月650美元的水平,幾乎趕上了臺灣和新加坡。這種情況下,三星也不得不把工人工資上調了40%。
這種情況下,三星的應對之策則可以歸結為“兩個轉移”:加大研發力度,把之前憑借勞動密集的生產模式轉移為技術密集型;同時,把韓國本土勞動密集的制造產業轉移至生產成本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近鄰中國就成了一個自然選擇——當時中國城鎮居民的人均年收入還不超過2000元人民幣,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中國政府更是出臺一系列優惠政策,加大了吸引外資的力度。
“韓國制造業受影響最大的都相繼來華投資。”樸根熙回憶說。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頻繁來到中國,參與成立工廠的談判。
在樸根熙的印象當中,中韓兩國淵源深厚的歷史,使得韓國人對于中國的聯系很容易建立起來。但在成立工廠的談判中,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由于涉及到當地政府、原有其它股東等問題,樸根熙所參與的深圳SDI工廠項目僅談判就用了一年多的時間。當時三星希望在深圳合資建造的電視機顯像管工廠,屬于大型裝備產業,裝備的投資是整體運作的關鍵。三星通過技術和資金同時入股,但雙方在項目評估上出現了較大分歧,原來中方的舊廠設備和資產到底估值為多少成為問題的焦點之一。
在三星看來,盡管投資中國并沒有太大的政治風險,但一些具體的運作環節能不能實現卻讓人擔憂。比如,在中國外匯的自由進出是否有很大的限制?工廠所需的電力、自來水供應等產業基礎設施是否到位?同時,兩國邦交時間尚短,如何建立彼此的信任感,也成為了和中方合作必須逾越的一步。
此外,由于那時候的三星在中國還沒有什么名氣,中方對三星也心存疑惑:韓國人到底會不會把最先進的生產設備投入中國?三星的承諾能不能兌現?在當時提出的合資方案中,三星承諾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所有設備運抵中國,并開足馬力生產,達到救活原有企業的目的。為了徹底釋去中方的猶疑,談判中,樸主動邀請中方的相關責任人來到三星的韓國工廠。他指著車間里面的設備,“現在大家看到的設備,是目前世界上生產顯像管最先進的設備。我保證,同樣的設備會出現在深圳的工廠!”
“他的思路極為清晰,每當雙方陷入僵局,他總能出面理清頭緒,從而使談判繼續下去。”據當年樸根熙的談判翻譯、現任北京三星通信技術研究院院長助理的沈勇男回憶,樸在談判時既強勢、又有理有節。很多困難問題到了他的面前總能很快解決,即便是在資產價值評估等意見出現較大分歧的情況下,樸根熙也總能夠通過廣泛調查而來的數字和事實說服對方。到1995年年底,三星和深圳市政府終于達成協議,韓國三星SDI株式會社和深圳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資6.05億美元建立顯像管廠,三星持股80%。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個工廠都是建國以來投資額最大的中外合資電子企業。
如今,樸根熙當年談判的成果——生產彩管顯示器件和PDP(等離子顯示器)的三星視界有限公司已經成為其在華最重要的企業之一,而當初合作建立的工廠也已經發展成為三星SDI旗下具有最高生產力的工廠。10年后,樸根熙作為中國三星總裁重返中國,他與當年談判的中方代表有機會重逢時,對方笑言之:“你的承諾(把最好的設備運到中國)兌現了。”
在2003年,三星的品牌價值超過100億美元,成為世界上成長最快的品牌,而這也是李健熙“新經營”運動整整進行了10年的時候。在得到全球市場的初步認可后,三星希望能繼續提升其國際化水平,成為同索尼一樣的頂尖品牌。而在這個計劃中,特別將“強化中國市場”列為核心問題之一。
如果說從1993年設立中國總部至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前,三星以生產制造作為中國戰略的導向,那么中國加入WTO以后,這一定位也到了重新定義的時刻。
與大多數韓國企業一樣,三星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大幅縮減了企業開支。盡管韓國經濟很快進入回暖階段,但在2003-2005年間,內需低迷卻嚴重阻礙了經濟復蘇,消費因就業市場低迷而持續疲弱。同時,韓元對美元匯率持續攀升,到2005年3月10日更是刷新了7年以來的最高紀錄,這使得其出口遭到拖累。但在這段時間內,韓國對中國的純出口貿易卻拉動了韓國經濟增長1.16個百分點。
到了2005年上半年,三星的獲利水平較前一年的同期衰退了將近50%,幾大主要業務:半導體、LCD、手機的利潤都出現下滑。然而李健熙過去10年的努力沒有白費,此時的三星在全球的品牌知名度仍然在上升,在這一年甚至將其榜樣——索尼公司拋在了身后。實際上,中韓建交以來,雙方的經濟貿易拉動韓國GDP增長了35萬億韓元,這使得韓國企業成為直接受益者。
2005年2月,樸根熙在就任中國總裁的演講中,首次公開提出“在中國打造第二個三星”,而且,“三星中國的定位不僅僅是單純的工廠或市場,而是三星的業務基地”。這既包括把三星集團下的金融和服務業等業務引入中國,更要讓三星所有在華生產的產品——從企劃、研發、生產到銷售的整個鏈條,全部在中國完成。在樸根熙看來,這意味著三星在中國的業務要實現一個根本性的“質”的提升。這個戰略正好迎合了不甘于只充當“世界工廠”的中國欲把“中國制造”升級為“中國創造”的強烈渴求。
策略的實施,則讓北京三星通信技術研究院院長王彤得到了更多施展才華的空間。2000年前后,時任信息產業部北京郵電設計院副院長的王彤在信產部吳基傳部長的推薦下來到了三星。初期,王大多以承接韓國總部分配的研究任務為主,但在他看來,這并不應該是三星在中國設立研究院的主要目的,他希望在周邊分布有三星既有的兩大研發中心(俄羅斯和印度)的格局中找到中國的定位。換句話說,就是在中國的研發應該滿足中國標準和本土需求。這種想法同樸根熙的期望不謀而合。
“韓國的理工科人才比較有限,而中國每年有500萬畢業生,在這里進行研發最適合不過,”樸根熙告訴《環球企業家》。
2008年4月1日,中國移動開始在8個城市嘗試商用TD-SCDMA,三星提供了大約15000臺手機終端。這是過去7年三星持續投入150余名研發人員、1億元人民幣研發經費所交出的成果。作為TD產業聯盟中為數不多的緊跟中國標準的外國公司。三星TD項目不僅在韓國總部面前證明了中國的研發實力,更讓三星堅信中國研究院要結合本土、服務本土的路徑。
事實上,王彤所領導的北京三星通信技術研究院只是目前三星在國內構建的研發體系的一環。除此之外,三星在華還有三大獨立研發機構,以及若干和生產工廠緊密結合的研究機構。比如和三星蘇州工廠在一起的研究所,主要負責生活家電的研發任務,韓國總部已經把90%的生活家電的研發轉移至此。
在產品企劃上,三星的很多產品在策劃初期都會先來聽取中國的意見。比如,韓國總部曾經打算在中國推出一款針對新婚夫婦的冰箱,在產品上本來希望借用“蝴蝶”概念,但由于這個形象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梁祝化蝶的悲情故事,因此在中方的反對下,這個企劃案被阻止了。
到2007年底,三星業績提升的好消息頻頻傳來:三星手機業務超過摩托羅拉,攀升至全球手機制造商亞軍位置,同時,三星電視也已經連續9個季度在全球銷售上位列榜首。據市場調查機構DisplaySearch公司近日公布的數據表明,今年第一季度,三星電子銷售額在全球電視市場所占比率首次突破20%。
這對樸根熙來說,只會意味著更大的壓力。“三星中國事業在集團的重要性已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它將承擔確保三星在全球競爭力的吃重角色,”樸根熙說,“這樣的角色,其他國家,比如在印度、越南能做到么?我不這么認為。”